书名：《扛住就是本事》
作者：冯仑
读完：2023-06-25 · 微信读书
冯仑用一篇篇短文讲成事的方法和商业的底层逻辑：投资就是在不确定中找确定性，做企业要少做决策、留有后手，长远发展要少用权力杠杆。书里还穿插了怡和、徽商、潮汕商人、温州商人、新加坡和玄奘等大量故事。
下面是我的划线，按主题整理。
一、投资是在不确定中找确定性
所有的投资失误都在于，对于未来确定的东西，你认为是不确定的，也就是说，你偏离了事物最终出现的真实的确定性，你跑偏了。由此也能看到，投资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而投资的本质，就是要在不确定性当中找确定性，做到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你看见的那个确定性跟一般人看见的确定性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一般人是因为看见，所以相信。因此，好的投资一定是超前的，是在投未来，是投那种别人认为不确定而你认为是确定的一个前途。
早期的投资，天使阶段不确定性最大，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这个人是确定的，除此之外，其他都是变量。很难去谈那些商业计划当中的具体细节，但是往往早期投资就是投人。
那人怎么就确定了？就是他的价值观、本性、愿景、人格，他对这个使命的理解，他对自己商业的理解，以及商业逻辑这些东西都是确定的。所以早期投资就是投靠谱的人，让靠谱的人把事做靠谱了。
天使阶段过了，到了A轮以后的融资，往往更多的就是要看数据、牌照，看团队，看增长，看“护城河”和商业模式，等等。也就是说，除了人以外，要多看一点其他能确定的东西。
投资的阶段越往后，确定性就越多。确定性越多，当然价钱就越贵，这也是公平的。所以投资就是依据确定性给一个公司、一个项目做估值。确定性越少的时候，估值当然就越低，确定性越大的时候，估值当然越高。
第一类，是对社会规律、财富分配规律、财富转移规律、制度变迁规律、人性、历史、行业等有深刻洞见的人。他们能充分认识到在一个阶段、一种体制、一种人性下，财富转移的规律，研究的是制度变迁、财富转移的大规律和大确定性，接近于哲学研究。
这类人对人生有独特的看法，且他认识的规律越大，看的时间、历史越长，他的认识就越深刻，对这种必然性就越确定，所以他下手也就越重。比如说巴菲特所谓的价值投资、长期持有，他坚持最大的确定性，也就是必然性，我们称之为逻辑事物的历史必然性。所以他往往投了就持有很长时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国内的高瓴资本实际上也是用这样一种投资方法。
第二类，他们对这种大的确定性不太相信，或者说他不太研究，不太擅长，只是觉得可以参考。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行业、赛道、技术，是投资分析这套技术，以及商务条款的设计，等等。这些关注技术性的人，大多是从欧美回来的，原来在投行工作，或者曾经是职业基金管理人，他们就喜欢技术这种确定性。在技术上做到极致，在商务条款、商业判断和对未来行业的研究上做到极致。
二、做企业：少决策，留后手
……“不是实体经济不行了，是你的实体经济不行了。”所以，做企业要告别平均数思维，你不要老按平均数来确定自己的行为。
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做法，我认为适应未来公司规模的方式一定是特种作战的一种组织形式，也就是千万不要再去做一个超级的金字塔式的大组织，而是应该做一个小组织。这个小组织在大后台的支撑下，才能够有效率。这就是特种作战的一种组织模式。这几年我们也把公司变成了小组织，所以才能够实现“小组织自驱动，低成本高回报”，效率提高了，团队也高兴，发展的速度就比以前要快。
怡和集团其实有快两百年的历史了。它最早叫渣甸洋行，创办者是两位来自苏格兰的年轻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马地臣。
做多好，还是做少好；快速地动好，还是安静地静好；连续朝一个方向积累好，还是四处出击好……对于一个企业家和商人来说，这些选择是每天都会碰到的。凯瑟克先生告诉我们的结论和巴菲特类似，就是减少决策。静比动好，少比多好，精细比粗放好，耐心是赢取财富最主要的法宝。
第一句话，当很多事情诱惑你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自己减少决策。
第二句话，市场的鼻子很长，我们应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用心倾听，朝相反方向做，为人所不为，也用时间来证明你。
朝相反方向做，同时减少决策坚持下去，最终一定能够成功，这就是老先生告诉我的成功之道。
潘石屹做了一个计算。那个时候，海南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了49平方米。与此同时，可对照的，北京人均住房面积是多少呢？7.4平方米。可见，在海口这样一个并不富裕、GDP只有几百美金、经常停电、没有红绿灯也没有交通规则的地方，人们炒的房子，已经接近人均50平方米了。这里拥有密度最大的、数量最多的房地产公司，这样一个不断吹起来的巨大泡沫，其实我们多数人并没有知觉，沉浸在每天的兴奋之中。甚至那时候，有些人就开始飘了、“嗨”了，张口闭口就是“天天过年，夜夜结婚，海口最好”。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贪婪的路上快速地奔跑着。直到有一天，我回北京，碰到了一些朋友，他们告诉我，马上要出一个政策刺破这个泡沫，我才警醒过来，把账一算，觉得确实很吓人。于是，我赶紧跟小伙伴说收手，大家停下来，转移到海南以外。幸好我们比别人快了一点点，所以我们活下来了。
反观商业历史就会发现，全世界没有一家公司是通过简单地增减人员就把自己救活的。特别是管理者、领导者，在裁人的同时也需要把自己脑子里的旧战略、旧观念、旧方法一并裁掉。自己的观念改变了，才能配合人员的裁减来调整公司整体的业务方向，把公司从低谷中拉上来。
从企业来看，作为一个领导人，应该按照这样的顺序：先裁自己的脑瓜，再裁低效资产，再裁错误的产品，再裁错误的商业模式，最后裁人。这样才能救活自己。
那么裁员，对于那些被裁的职场人，是不是坏事儿呢？
在公司做出业务方向调整、人员增减变化，自己不得不离开公司的时候，有些人总是带着很多负面情绪，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公司裁减了人员，改变了业务方向，调整了商业模式，自己和这种调整发生了摩擦，离开只说明不适合，并不代表能力被否定，也不意味着自己就没有价值。
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办企业、个人的生活，没有人敢打包票说自己一辈子不出状况，能够一帆风顺，不会遇到任何风险。
由于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遇到意外，能够避免所有的风险，所以除了用各种办法，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之外，我们还需要有应对风险、降低损失的手段。而万一遇到问题怎么办呢？如何去降低损失？商业保险就是很好的方法。
作为一种保障机制，商业保险不仅可以分担一部分事故的损失，还对心理有某种抚慰的作用。
在这个先守业再二次创业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处理办法。
第一种叫孩子永远是爸妈的心头宝。就是说，“创一代”只要还干得动，就自己拼命干，坚决不交权，孩子乖乖地跟在后边。这容易导致孩子正式接班之前，没有试错的机会，一旦上一辈撒手不管，他可能就玩儿不转。还是拿王安的例子来说，他就是控制欲太强，对孩子太呵护了，他去世之后不过两年公司就破产了。
第二种叫稳坐钓鱼台。就是把公司和家庭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比如富过七代的美国洛克菲勒家族，他们就是选择优秀的接班人，不忌讳没有血缘关系，不是职业经理人。
所以，当遇到债务危机的时候，对债权人展现诚恳、负责的态度，也是创业者特别需要具备的一种品质。
剩余资产的处理也是一样的。如果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了，创业者不想着怎么把后事处理好，反而天天划拉着账上的钱，想着谁多分一点、谁少分一点，那这家公司早晚得完蛋。如果创业者想着怎么用剩余资产去挽回债权人的损失，甚至是借此给公司带来一笔新的资金来解决债务问题，使企业起死回生，那这个创业者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经过这样一次生死，企业和创业者其实都会有更大的机会，同时也会有更好的价值。
所以跟债权人打交道，把剩余资产处理好，关系到企业能不能在进入破产程序后起死回生，也关系到创业者在资本圈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会不会有起死回生的机会。
三、IP、发行和赛事：商业模式的样本
可见，IP代表的是吸金能力，背后是持之以恒的培育和呵护。
IP的概念真正被全球熟知，还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动漫产业的贡献。那时DC漫画公司为了拯救漫画销量，推出了电影《超人》和《蝙蝠侠》，这两部电影因承载着典型的美国英雄主义情结，一炮而红。穿着红裤衩的超人和耍酷的蝙蝠侠红出了大银幕。
在DC漫画公司的精心策划下，原有的漫画重新大卖，系列电影也一部接一部地拍。在情节流动中，这两个角色拥有各自的性格特点，曝光度也越来越高。当他们出现在漫画和电影中的时候，大家都会想知道这次英雄又怎么拯救了世界，当他们成为文创衍生品或者游戏作品主角的时候，大家很愿意去买这些小东西，体验一下当英雄的感觉。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好莱坞找到了一座巨大的金矿。IP创造利润的潜力在好莱坞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超级英雄的电影数量虽然只占好莱坞电影总量的10%，却创造了好莱坞80%的利润。
从这方面来看，好莱坞的发行控制力仍然是全球最厉害的，在新闻集团、索尼、环球影业这些巨头手中，它们不仅在生产大量电影，同时还拥有最成熟的发行体制，不管电影质量如何，总能占据主流院线的“半壁江山”。搞定了发行和排片，就相当于扼住了电影票房的喉咙。
总而言之，从电影诞生开始，它就有了天然的商品属性和娱乐消费属性。对于一部电影而言，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整个电影工业这个体系中，它就是一个产品。从源头到票房都能够追溯和分析，每一个环节都十分清晰，即使复杂也完全能够驾驭。对于观众而言，更容易看到的是它艺术的一面，感受到的也是它带给人的欢乐和思考，也许这就是电影的魅力所在吧。
美国人也有春晚，超级碗，也就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年度冠军赛。一般在每年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或者二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举行，那一天也被称为超级碗星期天。
……之后，超级碗是怎么举办的呢？
首先球队要参加常规赛，联盟总共有32支球队，分成两个联会，每个联会又有四个分区，每个分区有四支球队。这些球队必须厮杀，常规赛结束后，八个分区的冠军以及剩余球队里成绩最好的四支球队就会进入季后赛，一共是12支队伍。这12支队伍再两两PK，最后剩下两支进入决赛，这场决赛也就是我们说的超级碗。
橄榄球比赛本身的规则相对简单，为了避免有球队钻空子，超级碗制定了非常严格、细致的比赛规则。细致到什么地步呢？连球员穿的球袜的高度都要规定清楚。在这种简单规则、复杂限制的背景下，超级碗就特别依赖战术。球队中有个位置叫四分位，负责这个位置的球员必须像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一样，既负责策动，又负责串联全队进攻，头脑和体力都必须十分优秀。
美国房地产商人的技巧，其实都算不上是秘密。他们有保险意识，坚持利益，保持开放的头脑，随时随地学习，不断创新，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也要学习，而且要把它们转化为我们的内在竞争力。我希望我们能成为终身学习者，从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里，琢磨出一些有用的东西。不管是大用还是小用，能帮我们实现理想愿景的，都是好东西。
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它是好，是坏？事实上，这可能是最好的时代了。我们生活在今天，可以说运气非常好。
为什么？吴军博士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一组数据。中国大概有3400年的文字记载历史。纵观历史会发现，40年不打仗的和平建设时代，现在是唯一一个。
科技进步是一个可叠加的进步、可重复的成功，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发展趋势，是用最小的能量来获得最大的信息处理传输和存储。创业找方向，要找一个大市场。全世界互联网市场才4000多亿美元，还养了这么多大公司，那么未来呢？要学会抓住机会。
四、杠杆、政商关系与制度
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事上都会使用杠杆。我们通常讲的杠杆，其实是权力的杠杆，只不过不愿意把它说出来。除此之外，还有能力杠杆、信用杠杆、品牌杠杆、用户杠杆。这些杠杆都是在经济活动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经常碰到的，怎么用、用什么，的确有一些讲究。
我认为，企业要想长远发展，就要尽量少用权力杠杆，更多地用能力杠杆、信用杠杆、品牌杠杆。因为用权力杠杆做生意，往往是政商互相扯不清楚，到最后又互相摧残，甚至两败俱伤。如果选择权力杠杆，或者是在此基础上放大金融杠杆，企业可能会有很大的规模，很快就赚很多钱，但也是非常危险的，冷不防就会爆出一些意外的事件，让企业灰飞烟灭。
在中国做生意，对懂得人情世故的要求变得特别高，如果不这样，就很难做成事情。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做事，依靠的是人的系统，也就是关系系统，而不是靠法制系统。法制系统是确定的，而关系系统不确定，所以就需要拿捏得很准确。
……我们就在议论当中逐渐弄清楚了一件事，民营企业的发展，的确要特别重视和帮忙解决整个社会关切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就是财富的使用和再分配问题、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或者更简单地说，我们要回答，一个企业怎么样经过财富创造的过程，让社会更和谐，而不是更动荡；不仅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要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们民营企业自身生存发展和环境进一步改善所需要回答的问题。
……当然，和胡雪岩一样，古代很多徽商都是凭借权力的关照而获得“特许经营权”的，所以最后也失败于政商关系。
徽商之所以在清末走向衰落，有好几个原因。
首先是清政府釜底抽薪的改革，打破了盐商的垄断地位，徽商们损失惨重；其次是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列强的工业化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徽商经营的手工业品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迅速衰败；再次，咸丰、同治年间，包括徽州在内的江南，战乱延绵多年，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清朝，只要企业做得足够大，跟朝廷都会有点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在快乐的时候都表现得像蜜月期。但是人的链条太容易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就像刚才讲的乾隆，哪怕和江春关系这么好，说翻脸就翻脸。除此之外，还包括晚清最著名的徽商胡雪岩。这是权力垄断带来的必然的经济现象和普遍规律。那个时候的商人不具有我们现在讲的企业家能力，他们谋取特权的能力特别强。
比如说他有一句名言，叫“前半夜想想别人，后半夜想想自己”。也就是说，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想想自己的问题，这样交换立场，容易发现自己的不足，然后检讨自己，先自省，再想其他的事情。通过内省，来找到一个和外部世界和谐相处的分寸和尺度。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反省是一个人还健康的标志。每一次“体检”都能祛除一点小毛病，人才能活得长久，这就如同汽车要不断保养才能开得更久一样。
新加坡政府的逻辑就是，如果纵容他，以后谁还敢当雇主呢？没有人愿意当雇主，就业谁来解决呢？没有就业，当然就得不到工钱，也不可能改善生活，经济也不能发展。
所以，新加坡政府处理这些事的原则就是，社会有这么多的渠道让你解决问题，你不用，非要用跳楼这种方法，那你就是扰乱公共秩序，以要挟的方式达到你的目标，那是绝对不容许的……
新加坡就是这样，通过颁布各种政策、法律，并严格执法，构建了一个法治且高效的社会系统。依靠这套系统，实现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整个社会系统和谐而高效地运转，这是它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面。
在公共政策、社会政策以及一些社会制度方面，新加坡又是如何表现出社会主义因素的呢？在新加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公积金账户，收入的35%要被强制性地扣存在这个账户里。这35%中，有25%是从工资里扣的，这个钱由雇主掏。剩下的10%全部都是社会补贴，由政府出。等老了以后，你可以从公积金账户的钱中拿出来一部分自己用，或者你就把组屋的贷款都还掉，获得一套房子。
美国模式就是市场解决一切，主要靠市场，靠供求关系来决定。
德国模式就叫作房住不炒，房子就是用来住的，基本上大家都是租房，很少人通过买房、炒房来投资。
而新加坡模式就是把两股道分开，保障的归保障，市场的归市场。80%都是由政府提供的组屋，20%交给市场去做，叫作私人房地产。多数人由于有强制性的公积金，所以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可以住进自己的组屋。但也有一小部分的人，比如去创业，挣到了大钱，愿意住得更好，住洋房、别墅，他也可以申请放弃组屋的名额，自己去私人市场购买房产
五、商帮的生意经
第一个特点是潮汕地区经商的人特别多，可以说他们都有从商的天赋和基因。有一个潮州的朋友说，潮汕人有个特点——“宁可睡地板，也要做老板”。换句话说，他们敢冒险、胆大、富贵险中求，哪怕是十死九伤，也敢一往无前，这种劲头让人钦佩。潮汕人还很务实，他们不拒绝从摆地摊、卖菜这些具体的小贸易做起。李嘉诚13岁的时候到香港的茶楼里端茶，这也是一个代表。他们充满了雄心壮志，相信市场价值规律，觉得没什么是自己承担不了的。
潮汕商人的第二个特点，是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特别善于交易，用工夫茶的方式慢慢与人交往，常常以“让”获取下一次交易的机会，这是潮汕人特别聪明的地方。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口袋里，或者把你的思想装进别人脑袋里。北方人老想着办后边的事，但潮州人永远做前边的事，就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口袋里。
地域也会影响到商人做生意的思维。比如我是陕西人，陕西人做事慢，拿西安话说叫“ran”，就是含糊、模糊；广东人直接，做生意直接谈钱，不管多复杂的事，归根结底就是“说个数”。潮汕人很有意思，谈生意的时候会在身边带点现金。谈得好，他立即就把箱子踢给你，你把箱子拿走，就算是定金了。我问一个潮州老板，你的箱子里都放多少钱？他说大概放20万港币，因为如果是一个两百万元的生意，20万元就是10%，足够了，这算定金。如果是2000万的生意，就算一笔小定金。万一什么也没谈成，那就送给朋友了，这叫茶水钱。我们知道，交易对手的交易方式各有不同，而潮州人很善于对交易瞬间进行把握。他能把握时机给你这20万元，就把人心捏住了，然后让你觉得欠他的，接下来的事就能按照他的意思走。
另外，潮汕人知道出手的分量。比如说我答应你一件事，应该给你五万，但我多给你五千块钱，你肯定就很高兴；少给你五千，你就生气。一般来说他的手会比较松，因而对方总是高兴的。但是松也不是没原则。五万的事给出去八万，潮州商人也不干，他会觉得这事吃亏了。所以在交易当中，拿捏分寸对潮商来说特别重要。
李嘉诚有个名言：“我给你10分是合理的，我也可以争取到11分，但是如果我只拿8分，那就财源滚滚来。”这就有点像工夫茶，我让你一下，敬你一下，然后你感觉比较舒服，我们就可以继续做交易，这也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利润之后的利润”。潮汕商帮在交易当中把情谊作为前置条件，如果这笔生意会伤情谊，他宁愿不做。所以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一个小买卖也会越做越大，朋友也可以越做越多。
潮汕商人的第四个特点让我印象特别深，那就是他们抱团。
只要你进入了潮州帮，潮州商圈的大佬就会支持你，而且这一圈的人都会支持你。即使到今天，这种文化依然明显存在。当然，这种抱团也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由于有这种传统，就使得这些地方的人格外有战斗力，也格外团结。团结又有战斗力，只要把心思用在做生意上，自然就容易出大商人。
做生意时，他们会抱团，就是互相之间的资源、能力和机会的互补，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内部市场和人才的激励机制。正是这种方法，使潮汕的企业家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一道特别亮丽的风景线。
温州商人很务实，做的生意可大可小，既可以做到正泰、奥康那么大，也可以只做零碎的小商品生意，比如做纽扣、针线包、酒店牙具，甚至是外国选举时用的小旗。所以，温州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全国最开放的地区之一。
不以利小而不为，不以利大而恐惧——这是温州人留给我们的一个敢于冒险、富于进取的形象。在和温州老板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温州商人在生活方面不讲究，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
六、做事、用人与时间
但是，他还想保护更多的犹太人。由于他的工厂比较小，只能容纳几百人，于是他向德军要求，工厂要扩大生产，不仅要为德军生产搪瓷用品，还要生产枪械、子弹、炮弹，申请一个特殊政策，德军可以把工厂当成一个集中营的分营，把犹太人关在里面从事生产，不让他们出去。但是任何人都不能进来，包括党卫军。而辛德勒并没有生产枪械的经验，所以他在审批通过后，做了一个假工厂，自己花钱去外边买来枪械充数，就这样，他把工厂变成了一个保护犹太人的特殊场所。
我进去一家店，只看到一个工作人员在那儿玩手机，看我们进来也不招呼，特别冷淡。我就主动问这小伙子，比如东西有什么特色、怎么卖之类的，没想到那小伙子脑袋也不抬起来，问三句答一句。
不是派一个人跟在身边，而是用他的工作成果来考核他，最后来激励他，当然也要监督，也有淘汰。这样的话，才能使公司的业务和员工紧密联系起来，公司才能够成长。
后来，他果然自己也办了一家餐馆，而且他办那个餐馆最见长的就是服务好，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干出来的，深有体会。顾客一进去，每个服务员都有笑容，很乐呵，而且很勤快，照顾人很周到，让每个人都觉得很开心。他就因为这样一种经历，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成功者。
这事儿一直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觉得像这一类人的成功带有某种必然性。为什么呢？他不计较苦，也不计较活儿多不多，更不计较脏和累。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刚好来了海南，这里有新开张的餐馆，给了他活儿干，让他能住还能不饿死，他就一定会把活儿干好。
对年轻人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比起点，比机会。机会怎么来的呢？不是争来的。很多时候，你让别人感觉开心，别人就会不断给你机会。你让别人感觉能在你身上占到便宜，别人也会给你机会，你也因此越走越顺畅，终有一天你会真的做你想做的事，最终取得成功。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除了减少象牙需求，打击非法捕杀，保护大象栖息地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帮助非洲消除贫困。要知道，非洲象的盗猎与贫困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游记》里说这一路师徒有四个人，但是在真实的记载当中，玄奘在旅行中有旅伴的时间并不多。大多数时候他都是一个人，包括在戈壁、沙漠、雪山很多艰险的路段，都是他独自一人。这个路线放到现在，即使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帮助，也很难独自走完。一个人的信念可以坚定到这种地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玄奘当之无愧。
请我喝杯咖啡玄奘为了弘扬佛法，获得政府的支持，他在高宗面前也时常要极力讨好，会称颂帝国出现祥瑞之兆，甚至为武则天的孩子主持剃度。但在政治权力中心游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哪怕是像玄奘这样已经非常懂得周旋的高僧，后来也遇到一些困难，甚至是打击。
